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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育種的黃金時代與改革之后的困境

2019-10-17 14:16:14  來源: 民族復興網  作者:工農兵文藝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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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農民不會育種,只是民間的育種條件被破壞了

  《麥頌》是內蒙古作家智廣俊2017年的作品。智廣俊1970年作為知青下鄉之后,便扎根農村,從事農業科研和農技推廣工作長達40余年。他在工作之外,還自擔費用進行作物育種,培育出小麥、莜麥、大麥三種作物的5個品種,5個自培育品種都通過了官方審定認可。

  《麥頌》有很強的自傳色彩,故事的主人公谷智超就是作家的自我投射。這部農村題材的小說圍繞下鄉知青谷智超的經歷展開,既講述了基層育種在集體時期蓬勃發展、在改革時期步履維艱的迥異經驗,又反思了改革前后農民組織起來的不同形態。

  濃郁的自傳色彩也為《麥頌》帶來了鮮明的紀實性特點。近年來,智廣俊結合自己生活和工作經驗、文學創作以及在農村的走訪,在諸多網絡平臺和學術會議上表達了自己對農村經營制度改革尤其是對集體經濟制度的思考[1]。他的文學作品也直接反映了他對中國農村現實問題的看法。

  智廣俊從2004年開始文學創作,他從自己的生活體驗和農村現實中汲取營養,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想以不過多修飾的方式呈現在作品當中。智廣俊的其他作品,如《十里桃花紅》[2],也是將他在農村走訪的觀察和了解到的現實場景“直譯”為小說語言。因而,《麥頌》小說中主人公的經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研究基層育種的個案,而他所在的內蒙古哈達圖公社永豐大隊田村生產隊的組織方式和經營制度的變化也可以被視為中國農村改革的一個縮影。《麥頌》這部小說,在上述兩個話題上都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材料。本文篇幅有限,僅討論小說中提出的集體時期發展基層育種和培養農民技術員的歷史經驗,以及改革后個體育種和農業推廣的困境。

  集體時期:基層育種和農民技術員的黃金時代

  《麥頌》前21章講述了知青谷智超在上山下鄉的鍛煉中,從一個毛頭小伙成長為農民技術員的經歷。下鄉剛剛三個多月的知青谷智超在一次搶收麥子的活動中發現良種田里一種獨特的麥子。盡管是從縣種子站購買回來的良種,但是因為生產隊的隊員不知道怎么管理,麥穗結得很大,1穗里有82粒小麥,可麥子絕大部分都在地上匍匐著,麥穗也零星的抽得不多。本來可以畝產800斤的麥種只結了不到80斤。這引起了谷智超的關注。集體時期,科學實驗和階級斗爭、生產斗爭被并列為社會主義的三大革命,因此,谷智超對作物育種的興趣得到很多鼓勵。他向省農科院專家請教小麥抽穗的問題不只得到了回信,還收到了科學種麥的油印小冊子。田村政治隊長給他在生產隊的菜園分了3畝地做高產小麥實驗田。在菜園,谷智超和種田能手以及經驗豐富的老農交流學習種田技術。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終于實現了畝產800斤的目標。他們甚至還超越了以往只能在旱地種小麥的限制,把2000畝灘地也開辟成一片麥田。

  在集體時期,作物育種并不只限于正式科研單位,無論是育種技術還是育種材料都可以和基層育種的農民技術員分享。灘地高產小麥的育種成功激勵了谷智超進一步搞農業科學試驗,公社領導也非常支持。“自己(谷智超)下鄉半年,掙了全隊的高工分,年終隊里分紅,扣除了口糧款才領到136元”(37頁),而公社一次性為谷智超預支了60元差旅費到省農科院學習。在省農科院,谷智超第次一系統地了解了作物育種的雜交技術。當時,大的科研院校和社隊農民技術員使用的都是這種方法。雜交技術雖然不難,但是異常辛苦。以小麥雜交為例:

  第一年搞雜交,第二年鑒別真假雜交種,第三年第四年屬于選單株階段,第五年進行穗行鑒定,第六年進入穗系鑒定,第七年和第八年進行品系鑒定,第九年提交品種鑒定委員會組織的區域試驗。區域試驗3年,生產示范2年,也就是說,育成一個新品種的周期一般需要15年。我們農科院小麥所每年做100多個雜交組合,選擇圃里一般種植2畝地40萬個小麥植株,整個育種田面積20多畝地,就這樣的規模搞了25年,才培育成功3個審定命名的新品種。(40頁)

  在農科院的7天里,谷智超可以在各個課題組的實驗田里轉,收到各類贈書,還可以借閱和購買育種資料。他“引進了100多個作物蔬菜良種,收集了別人贈送的四五十本書籍雜志,又從農科院辦的書店里買了《小麥育種學》《小麥品種志》等專著,還特意向黃庭耀(農科院小麥育種專家)要了200多個雜交用的隔離紙袋”(42頁)。在之后的章節,谷智超還曾經到河南、河北、陜西和北京12家科研單位引進冬麥抗旱小麥品種資源(63頁)。

  集體時期,我國農村建立了四級科技網:縣有農科所,公社有農科站,大隊有良種場,小隊有種子田。谷智超從生產隊調到了永豐大隊良種場(同時也是哈圖公社農科站),成為技術副場長,場長是一位農田經驗豐富的老農。除此之外,“良種場從每個生產隊抽調1名有文化并熱愛農業科技的隊員到良種場勞動,也可以說是為生產隊培養農民技術員”(50頁)。良種場試驗和培育成功的良種可以通過以糧換種的方式提供給其他大隊和生產隊。“最后是公社黨委會做出了決定,良種場為全公社每個生產隊調換5畝地的良種,調種方法是1斤2兩糧換1斤種子”(58頁)。良種場成為培養基層農技人員、進行生產試驗、作物育種和提高農業產出的重要基地:

  谷智超今年承擔了省農科院小麥、莜麥新品種對比試驗,自己安排了莜麥播種期試驗、小麥播種密度試驗、多種作物引種試驗,當然重頭戲是自己的小麥雜交試驗,試驗田面積有3畝地,全部是人工用鋤開溝,手溜籽播種的。(52頁)

  集體時期,為了加快農作物育種的速度,國家在云南、海南建立了南繁育種基地。參加南繁育種的既有省市農科院等專業單位,也有公社、大隊一級的基層育種單位。谷智超得到省種子站資助的600元生產和生活費開支,到云南元謀縣南繁基地進行育種。那里有“15個省市80多家單位,在農場里南繁的就有中國農科院等7個省市的單位,這為谷智超就近拜師求教、就近觀摩其他單位的育種試驗田、就近引進新的育種材料,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59頁)。谷智超在南繁基地做了200多個雜交品種(67頁)。作為一名普通的農民技術員,谷智超曾先后3次到云南南繁基地參加育種(86頁),“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引進最新的良種、掌握更多的品種資源類型”(87頁)。在和正式科研單位育種專家的接觸中,谷智超的育種課題從小麥擴展到莜麥和大麥,還和這些專家結成了協作育種的伙伴(88頁)。

  南繁的經歷和對作物育種技術的不斷學習,使谷智超在良種場的育種工作有了更多成果。為了控制育種試驗田的規模,節約良種場的土地、資金和勞動力,同時滿足育種需要盡可能多做雜交組合和創造更多基因重組類型的條件,谷智超創造了“進化育種法”:

  谷智超想到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是作物進化的根本動力,可是在近代育種科研領域,則過分依賴人工選擇的作用,忽視了自然選擇的作用。小麥植株高大這是個體優勢的一種表現,但因植株高了不耐倒伏、不耐密植,所以又轉化為田間劣勢,但在旱地小麥生產上,一般來說作物個體生長優勢與田間生長優勢是一致的。谷智超茅塞頓開,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對小麥雜交組合一代和二代,只按系統選種法選擇少量植株,其余不分組合,全部混合在一起,種植在貧瘠干旱的山地上,充分發揮植株個體之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進化作用,然后從這種大雜燴里再選擇單株。這樣就發揮了自然選擇和個體選擇的雙重作用,育種田種植規模可以大大地縮減。(67和68頁)

  農民技術員的成就在集體時期得到了農民和科研單位的認可。谷智超培育出了在旱地可以高產的全省著名莜麥新品種;他的烏麥1號旱地新品種小麥通過了省級審定,被評為省科技成果三等獎,在全公社大面積推廣種植;他的理論水平不斷提高,在省級雜志上發表了3篇論文,就連農科院的科技人員都稱呼他谷老師。

  改革時期:個體育種困境和農業推廣式微

  分田到戶來臨前夕,谷智超被招工到公社工作成為公社農科站站長,專職搞農技工作。他負責的永豐大隊千畝良種場包括了育種田、高產試驗田和良種繁殖田(132頁)。盡管在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層面,都有干部和農民對分田到戶“一百個不理解、一千個不愿意”(148頁),然而,分田到戶的消息傳到哈達圖公社之后,不到10天的時間,70%的生產隊就實行了包產到戶,“辛辛苦苦革命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148頁)。谷智超所在的良種場也沒能幸免。《麥頌》中的一段回顧了良種場被瓜分的過程:

  田村由良種場代管的土地當然也要分。良種場開荒出來得400畝土地占用的是田村周圍的草灘,田村人毫不客氣地一并分光了,這雖然沒有得到大隊領導的同意,但大隊、公社也沒有一個領導站出來阻止。曾經創造過輝煌的永豐大隊良種場兼公社農科站就這樣不復存在了。田村人對谷智超還是網開一面,田村派出小四輪拖拉機幫助谷智超搬家,在原良種場老隊員的幫助下,谷智超拿上所有育種材料、品種資料和行李家具,搬到公社分給他的辦公室。在小四輪拖拉機突突突的吼叫聲中,谷智超告別了為之奮斗十幾年的地方,恓惶茫然地走了。(150頁)

  在集體時期,谷智超積累了寶貴的育種資源

  科研在于積累。谷智超從事旱地小麥育種已經有20多個年頭,他把華北、東北、西北、西南等地春小麥、冬小麥生產上過去和現在種植的主要品種幾乎全收集了過來,還利用南繁機會走訪了全國50多家育種單位,吸取了他們的育種好經驗,引進了有用的育種材料。通過中國農科院品資所引進了印度、西伯利亞,以及南美洲等地的小麥品種資源。(224和225頁)

  改革后,農村基層科研的支持被釜底抽薪,這也深刻影響了谷智超的育種事業。良種場被解體之后,谷智超失去了作物育種的基地、勞動力和資金支持,也沒有了直接到外地育種單位試驗田參觀學習、引進育種新材料的機會,只能在業余時間,自掏腰包搞個體育種。他用岳父家的6畝灘地、外加轉租的4畝坡地作育種試驗田,購買了社辦廠的車間做住房、育種室和庫房。岳父、岳母、妻子和小舅子免費為他勞動,忙的時候雇傭幾個村民。育種的資金依靠他和妻子的工資,還有向親戚朋友借錢。400元的品種審定費相當于他10個月的工資。幸運的是,谷智超在集體時期搜集了5000多份品種材料,建立了自己的育種資源庫。他訂閱了3份農業科技雜志,積極聯絡以前結識的育種專家,還經常向科研單位寄索種函,以保證自己能夠及時了解全國小麥育種的動態。困難中堅持育種的谷智超非但沒有贏得他人的尊重,反而因他的進化育種法而遭到正規科研單位的質疑。盡管前文提到,這種進化育種法“較常規育種法大幅度地節約土地、資金,工作效率可以提高20倍,特別適合我(谷智超)這種個體業余育種者運用”(166頁);然而,正式的科研單位認可的是能夠明確品種系譜的系統選擇法。另外,在評選育種科技進步獎時,申報人需要提交品種播種面積的證明。個體育種家自己尋找這類證明材料既沒有資金也沒有關系。雖然改革后的業余育種面臨諸多困難,谷智超仍然培育出80混52旱地小麥,和農科院育種專家合作選育出內莜1號。

  分田到戶之后,集體時期建立起來的農技推廣體系也難以為繼。良種和農業新科技進入農村遇到了新的障礙:“縣里建成的四級農技推廣網處于線斷網破的狀態,縣里和公社的科技人員下鄉試驗推廣農業科技,要地沒地、要人沒人,城鄉對接不上”(171頁)。為了向農村推廣良種,谷智超依賴集體時期培養起來的農民技術員,創辦了哈達圖公社良種繁育推廣協會組織:

  他把過去培養起來的大隊和小隊農民技術員和熱愛農技事業的隊干部吸收到協會里,供給他們自己培育的最新良種,就地繁殖推廣。種子繁育多了,再往外調種子。每調一斤種子,農民技術員可以提成2分錢的技術服務費,調出種子的袋子里放供種戶和農民技術員的名字,出了種子質量事故,供種戶和農民技術員共同負責賠償。(172頁)

  在協會組織里,谷智超的責任是:

  我只負責介紹買種者與賣種者聯系,并不參與他們收購麥種的過程,收購種子的價格他們雙方協商,收購種子的質量也是他們自己把關,我也沒收取一分錢的中介費,我只是負責保證所賣出麥種的純度而已。(198、199頁)

  為了解決新品種推廣困難,而農民因為調換不到良種盲目調種,導致改革后大田用種老、亂、混雜的問題,谷智超還建議使用依賴農民技術員和農民之間相互串換推廣種子的方法:

  谷智超根據自己的經驗,認為只要村里有一戶引進種植了新良種,村里的農民親眼見到了良種的長相,很快就會相互串換,良種就會不推自廣。關鍵在于讓廣大農民自己盡快見到新良種。按照谷智超的設想,只要縣里投資3000元,直接向育種單位訂購良種,讓育種單位直接把良種郵寄到每個公社農科站,試種1畝種子田,再由農科站把新品種種子調撥到大隊、小隊農民技術員手中。小隊扶持一戶農民技術員,采用多分5畝土地的優惠照顧,承擔起新品種繁殖推廣任務,這樣新品種推廣渠道一旦開通了,種子工作也就搞活了。(176頁)

  然而,谷智超的農業推廣工作建議并沒有被采納。改革后種子市場化的發展和個人育種的困境迫使他也動起了市場經濟的頭腦。他創辦的良種繁育推廣協會組織的一個成員,為了掙錢把雜質過高的麥種賣給農民,出現了種子質量問題,給農民造成了損失。谷智超經過這件事后下決心自己以后直接從事良種經營,不再委托其他人。政府的科研經濟經費只對地區以上的科研院校的科研項目立項撥款,個人育種的成果不受重視,也難以有任何經濟回報。因為這兩個原因,谷智超與人合作辦起了種子公司,自己進行新品種育、繁、推一體化經營。他的種子公司從自己的大麥新種開始,“自己會全部收購大麥種子,再集中放出去,實現產業化開發推廣”(200頁)。谷智超的育種知識和材料得益于集體時期對農民技術員的培養,而改革后對基層育種和農業推廣工作的忽視,使這樣一位育種家也不得不向市場妥協。

  后 記

  我國的種子市場在2000年正式開放。今天,雜交玉米和雜交水稻種子的商品率都已經達到100%,常規種子中水稻種子的商品率也達到 30%~40%。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我國的種子市場經歷了從無序競爭到市場集中的變化。2006年,種子公司的數量有9000多家;而2017年,種子企業的數量由2011年以前8700多家減少到4300多家。我國種子市場的發展軌跡也逐漸向國際種子市場那樣,出現壟斷加強的趨勢:從2015年開始,6家跨國公司控制了全球2/3的種子市場。自從拜耳收購了孟山都、中國化工收購了先正達、陶氏化學和杜邦的合并,未來4家跨國公司將控制全球60%的種子市場。

  種子商品化帶來的市場壟斷削弱了農民育種的權利,農民也因此牢牢地被種業巨頭扼住了命運的的咽喉,農民不得不為越來越貴的種子買單,生產成本也越來越高。這已經引起農民團體、國際組織、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的關注。重建農民和種子之間的密切關系成為廣泛的食物運動和保護農民種子權利運動倡議和實踐的重要內容。

  《麥頌》中農民技術員谷智超的經歷還原了我國集體時期基層育種活動的歷史經驗,一大批和谷智超一樣的基層育種家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成為以集體方式維護農民種子權利和保障農民對種子的直接控制的重要基礎。集體時期的歷史經驗不僅為今天的食物運動和保種運動提供了借鑒,也為反思改革后種子市場化的發展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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